发现北京最早稻作遗迹，琉璃河遗址人骨DNA研究成果首次公布，两部考古新书与公众见面，寻踪样式雷家族墓 22日上午，“考古北京（2023）北京市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办，会上公布了新宫遗址、琉璃河遗址、金中都遗址、北京长城考古、故宫造办处考古、“样式雷”家族墓的最新考古成果。

　　新宫遗址位于丰台区南苑街道，遗址现存范围约4.5万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遗迹单位800余处。据介绍，新宫遗址主体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除了以双环壕、古河道、墓地为核心的聚落外，还发现有晚商、西周时期的墓葬、灰坑，战国、秦汉时期墓葬、灰沟，辽金、明清时期的道路等遗迹。

　　“新宫遗址是京津冀地区首次发现双环壕祭祀遗存与墓地的大坨头遗址，其性质可能与祭祀有关。”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韩鸿业介绍，新宫遗址发现一具男性人骨，年龄在25岁至30岁，疑为人祭。此外，在新宫遗址还出土陶器、石器、金器、铜器、玉器、骨器等大量的珍贵文物，填补了北京城区夏商阶段历史文化面貌的空白。

　　有趣的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还发现了3600年前人们的丰富饮食。韩鸿业介绍说，在新宫遗址，他们不仅发现北京最早的稻作遗迹，通过科学检测还发现当时人类的丰富饮食，涉及蚌科、蛙科、鸡、狗、驴、猪、梅花鹿、黄牛、羊、鱼等10多种动物。

　　在发布会上，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宁超研究员，分享了他关于琉璃河墓葬出土人骨DNA分析的研究成果。

　　宁超现场演示，通过琉璃河遗址城北墓葬出土人骨发现，有适婚年龄女性出现严重的脊柱侧弯，通过DNA研究，发现城北墓葬人群存在近亲结婚现象。

　　据宁超介绍，技术人员通过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重建了琉璃河遗址出土人骨的家族树，与考古学证据深度融合，为理解西周燕国古代人群的埋葬方式、婚配策略以及潜在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科学依据。

　　此外，北京市文物局近日组织了琉璃河遗址2023年考古发掘专家验收。专家组到城北发掘区详细了解墓葬及动物祭祀坑等情况，并提出要有大遗址概念，重点关注城的建制、布局、结构、兴衰演变过程，同时工作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要注意河北或全国同时期遗址的材料收集与研究。

　　今年恰逢金中都建都870周年，在发布会上，《金中都（2019-2020）城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面世，是有关金中都城址的第一本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回答了有关金中都城的诸多疑问。

　　2019-2020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丰台区万泉寺、高楼村两处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完整揭表了金中都外城墙、马面、护城河等防御体系。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金中都考古项目负责人丁利娜介绍，通过考古研究，测算当时金中都外城墙高约16米。金中都城墙是土城墙，为了使其更加坚固，古人用夯头等工具对土墙进行逐层夯打，从而形成夯层和夯窝。

　　此次考古发掘的马面遗迹，是金中都考古的首次发现。丁利娜介绍，马面是凸出于城墙墙体外的防御设施，可供三面迎敌，能有效消除城墙防卫死角。此外，护城河遗迹位于西城墙外，宽66米，与城墙、马面等构成了金中都城强大的城防体系，在护城河岸边发现的石礌、头盔、铠甲等遗物，为研究金中都的对外御敌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发布会上，《北京长城考古（一）》与公众见面，这是国内首部明长城考古专题报告，全面展示了长城保护工程前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

　　本书收录了2018-2022年期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长城保护修缮工程而实施的长城考古工作成果，具体包括延庆区岔道城城墙及墩台遗址、南寨坡城址、柳沟城遗址、柳沟西山长城及墩台遗址、大庄科长城遗址；昌平区南口城、上关城墩台遗址共计6处长城点段。

　　翻阅《北京长城考古（一）》，可以看到通过考古研究，明确了长城建筑规制、工程作法与病害等基础信息，为全面、系统、科学地制定长城保护方案提供了基础材料和理论支撑。并深入发掘丰富了长城文化内涵，再现了边疆社会的历史场景，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同时，作为考古学界首部明长城考古发掘专题报告，这本书展示了长城保护修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具有一定的宣传和示范效应。

　　“样式雷”是对供职于清宫样式房的雷姓建筑设计世家的尊称。2023年10-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海淀区一处清代墓地进行了勘测，发现古代墓葬29座，结合历史图档及早年调查资料，初步判断可能是清代雷氏家族墓地。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利芳介绍，通过本次考古发现，他们对雷氏家族墓地的确切位置、分布范围、墓葬排布形式有了科学认识，为后续保护利用及相关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

　　据介绍，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诸多皇家建筑都是由“样式雷”家族设计。其中很多建筑现今都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留下的地盘样、立面图、平面图、内验装修图等建筑图纸也于2007年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项目。

　　据北青报记者了解，关于“样式雷”家族墓的历史，海淀史地丛书《建筑世家样式雷》有明确记载雷氏祖茔修建在香山东南方的巨山村，占地195亩，在民国年间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到严重破坏，坟地内树木被砍伐、墓碑被推倒、宝顶被铲平。

　　从2020年底至今，为配合故宫造办处旧址环境整治工程，故宫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持续对造办处旧址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故宫造办处遗址，是迄今为止紫禁城内发现面积最大、遗迹类型最多样、时代序列最完整的遗址区。

　　清宫造办处，是清代紫禁城内制造皇家御用器物的专门机构，这里汇集了清代的能工巧匠，代表了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造办处清初先设于养心殿，后挪于故宫外朝西路内务府以北、右翼门外西北、慈宁宫东南区域。造办处下设馆、处、作、厂等诸多作坊，也被称为“百工坊”。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吴伟介绍，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确认造办处旧址为故宫内又一处元、明、清三代宫殿建筑层层叠压的“三叠层”遗迹。发掘清理出了元、明、清各时期性质规模、工艺技术不同的建筑基址以及院落墙基、地面道路、排水系统、灶、灰坑等丰富遗迹现象，出土了元、明、清不同时期砖、瓦、石建筑构件，以及陶、瓷、玉、铜、铁、玻璃、骨等质地丰富的各类遗物。其考古发掘成果对认识元大内、明代紫禁城的营建改造以及清宫造办处的历史兴衰和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科学依据。

　　发现北京最早稻作遗迹，琉璃河遗址人骨DNA研究成果首次公布，两部考古新书与公众见面，寻踪样式雷家族墓 22日上午，“考古北京（2023）北京市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办，会上公布了新宫遗址、琉璃河遗址、金中都遗址、北京长城考古、故宫造办处考古、“样式雷”家族墓的最新考古成果。

　　新宫遗址位于丰台区南苑街道，遗址现存范围约4.5万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遗迹单位800余处。据介绍，新宫遗址主体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除了以双环壕、古河道、墓地为核心的聚落外，还发现有晚商、西周时期的墓葬、灰坑，战国、秦汉时期墓葬、灰沟，辽金、明清时期的道路等遗迹。

　　“新宫遗址是京津冀地区首次发现双环壕祭祀遗存与墓地的大坨头遗址，其性质可能与祭祀有关。”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韩鸿业介绍，新宫遗址发现一具男性人骨，年龄在25岁至30岁，疑为人祭。此外，在新宫遗址还出土陶器、石器、金器、铜器、玉器、骨器等大量的珍贵文物，填补了北京城区夏商阶段历史文化面貌的空白。

　　有趣的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还发现了3600年前人们的丰富饮食。韩鸿业介绍说，在新宫遗址，他们不仅发现北京最早的稻作遗迹，通过科学检测还发现当时人类的丰富饮食，涉及蚌科、蛙科、鸡、狗、驴、猪、梅花鹿、黄牛、羊、鱼等10多种动物。

　　在发布会上，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宁超研究员，分享了他关于琉璃河墓葬出土人骨DNA分析的研究成果。

　　宁超现场演示，通过琉璃河遗址城北墓葬出土人骨发现，有适婚年龄女性出现严重的脊柱侧弯，通过DNA研究，发现城北墓葬人群存在近亲结婚现象。

　　据宁超介绍，技术人员通过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重建了琉璃河遗址出土人骨的家族树，与考古学证据深度融合，为理解西周燕国古代人群的埋葬方式、婚配策略以及潜在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科学依据。

　　此外，北京市文物局近日组织了琉璃河遗址2023年考古发掘专家验收。专家组到城北发掘区详细了解墓葬及动物祭祀坑等情况，并提出要有大遗址概念，重点关注城的建制、布局、结构、兴衰演变过程，同时工作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要注意河北或全国同时期遗址的材料收集与研究。

　　今年恰逢金中都建都870周年，在发布会上，《金中都（2019-2020）城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面世，是有关金中都城址的第一本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回答了有关金中都城的诸多疑问。

　　2019-2020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丰台区万泉寺、高楼村两处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完整揭表了金中都外城墙、马面、护城河等防御体系。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金中都考古项目负责人丁利娜介绍，通过考古研究，测算当时金中都外城墙高约16米。金中都城墙是土城墙，为了使其更加坚固，古人用夯头等工具对土墙进行逐层夯打，从而形成夯层和夯窝。

　　此次考古发掘的马面遗迹，是金中都考古的首次发现。丁利娜介绍，马面是凸出于城墙墙体外的防御设施，可供三面迎敌，能有效消除城墙防卫死角。此外，护城河遗迹位于西城墙外，宽66米，与城墙、马面等构成了金中都城强大的城防体系，在护城河岸边发现的石礌、头盔、铠甲等遗物，为研究金中都的对外御敌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发布会上，《北京长城考古（一）》与公众见面，这是国内首部明长城考古专题报告，全面展示了长城保护工程前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

　　本书收录了2018-2022年期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长城保护修缮工程而实施的长城考古工作成果，具体包括延庆区岔道城城墙及墩台遗址、南寨坡城址、柳沟城遗址、柳沟西山长城及墩台遗址、大庄科长城遗址；昌平区南口城、上关城墩台遗址共计6处长城点段。

　　翻阅《北京长城考古（一）》，可以看到通过考古研究，明确了长城建筑规制、工程作法与病害等基础信息，为全面、系统、科学地制定长城保护方案提供了基础材料和理论支撑。并深入发掘丰富了长城文化内涵，再现了边疆社会的历史场景，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同时，作为考古学界首部明长城考古发掘专题报告，这本书展示了长城保护修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具有一定的宣传和示范效应。

　　“样式雷”是对供职于清宫样式房的雷姓建筑设计世家的尊称。2023年10-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海淀区一处清代墓地进行了勘测，发现古代墓葬29座，结合历史图档及早年调查资料，初步判断可能是清代雷氏家族墓地。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利芳介绍，通过本次考古发现，他们对雷氏家族墓地的确切位置、分布范围、墓葬排布形式有了科学认识，为后续保护利用及相关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

　　据介绍，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诸多皇家建筑都是由“样式雷”家族设计。其中很多建筑现今都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留下的地盘样、立面图、平面图、内验装修图等建筑图纸也于2007年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项目。

　　据北青报记者了解，关于“样式雷”家族墓的历史，海淀史地丛书《建筑世家样式雷》有明确记载雷氏祖茔修建在香山东南方的巨山村，占地195亩，在民国年间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到严重破坏，坟地内树木被砍伐、墓碑被推倒、宝顶被铲平。

　　从2020年底至今，为配合故宫造办处旧址环境整治工程，故宫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持续对造办处旧址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故宫造办处遗址，是迄今为止紫禁城内发现面积最大、遗迹类型最多样、时代序列最完整的遗址区。

　　清宫造办处，是清代紫禁城内制造皇家御用器物的专门机构，这里汇集了清代的能工巧匠，代表了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造办处清初先设于养心殿，后挪于故宫外朝西路内务府以北、右翼门外西北、慈宁宫东南区域。造办处下设馆、处、作、厂等诸多作坊，也被称为“百工坊”。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吴伟介绍，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确认造办处旧址为故宫内又一处元、明、清三代宫殿建筑层层叠压的“三叠层”遗迹。发掘清理出了元、明、清各时期性质规模、工艺技术不同的建筑基址以及院落墙基、地面道路、排水系统、灶、灰坑等丰富遗迹现象，出土了元、明、清不同时期砖、瓦、石建筑构件，以及陶、瓷、玉、铜、铁、玻璃、骨等质地丰富的各类遗物。其考古发掘成果对认识元大内、明代紫禁城的营建改造以及清宫造办处的历史兴衰和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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